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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监督（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作用缺失及其原因分析当前，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中不少问题还没能够很好解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7] 这个重构的审查标准同样面临着一些不容易化解的难题。是故，在适用此等审查标准时因行政许可划分标准的差异而难免会遭遇同一行政许可事项既可适用形式审查又可适用实质审查的困境。

[2]笔者比较认同郭先生的此等认知，受其启发在此斗胆提出行政许可性质资质审查说并就其审查标准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如根据本文提出的利益标准和管制标准进行许可资质审查密度作业，应该比较容易。防止危险是行政许可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3]因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在第四章第二节审查与决定中对行政许可的审查程序作出了严格规定。据此，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审查标准可分为两种即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资质审查才是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实体性步骤，它是行政许可程序中的实体法部分。

那么，行政许可资质审查的审查密度该如何设定呢？笔者以为，行政许可审查严格程度应该与被许可事项本身和第三人尤其是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成正比，亦即被许可事项与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利益关系越大、行政许可事项涉及的面越广那行政许可资质审查就应该越严格、越要采取严厉的实质审查，反之，则越宽松、越可实行简单的形式审查。不宁唯是，《行政许可法》以单列一章即第六章监督检查的形式专门对行政许可的事后监管程序予以了规范。社会保障权得以较好保证的国家并不是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也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但社会保障权在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谱系中，已与其他自由权、参政权等权利相互联结，享有了共同的基础，本文即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基础作一探讨。德国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保险法》，1889年《伤残及养老保险法》，1911年三部法律合为帝国保险法。社会保障权是指全体公民依据法律普遍享有的、由国家予以平等保障的对因社会风险导致的损失的补偿和救济的必不可少的权利，以及平等享有其他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权利。1978年宪法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并有所发展，第50条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三、社会保障权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的存在以国家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权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展的，而宪法为保护公民权利则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规范，以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而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6]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与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同等重要，均为现代人权之组成部分。

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关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宪法权利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一些早期立宪国家中，原有的宪法权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作出了新的界定。安全的权利与生命、自由、财产这些自然权利一样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吗？其答案毫无疑问，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产物，在经济水平十分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对风险的保障主要以家庭为主，没有也不需要社会保障。因为国家有一个盾牌：经济发展水平的好与坏或高与低。这种完全的宪法责任意味着有明确的义务承担者和明确而具体的义务。[11]由此可见，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已不再仅仅是限权了，而应是在扩权之下如何行使权利。

与这种确定性相对应的应当是一种完全的宪法责任，即规范主体由于违反宪法规范，超越授权，滥用权力或行为不当而必须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11]19世纪以来，国家应积极干预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连带主义，这些学说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1958年宪法则规定：法兰西为一个不可分割、非宗教的、民主的并为社会服务的共和国（第2条）。这一规范可视作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性条款的复合性条款。

1949年印度宪法则宣布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生命、自由、财产在早期创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被理所当然地推崇为人权的三大基石，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对抗政府、反对专制的权利。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不同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有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实践。该规定直接模仿于苏联1936年宪法。这一规范中的对象人权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一对象包括但应不限于中国政府已签署和批准并未予保留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内容。确定性规范是一种事实性规范，它要求的是一种结果义务。

第四，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大的义务。结语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其价值之要求，也在于其合乎宪法规范之逻辑要求。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人在社会中生存，人在与其他同类，并且也只能与其他同类一起在社会中生存。

前者如素有不流血革命传统的英国兴起于19世纪，完成于二战之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为中心的又一次不流血的革命。而20世纪的成就则在于社会权（SocialRights)，社会成员享有最起码的经济与安全，充分享受社会遗产，享有普遍标准的文明生活与文明条件。

[7]参见[挪威]A．艾德等主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教程》，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9页。其中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加入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家公约》中的社会保障权是关于人权规范的对象中应有之义。[9]在第四种形态下，国家行使权力与承担义务时权力与责任相对称。国家对经济和生活资源的调配、国家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分配都不可能完全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慢与高低。

贝氏报告不仅是一个详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蓝图，而且是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的准确诠释。1946年《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保健法》、《住房法》、《房租管制法》、《工业伤害保险法》。

对其正当性的探讨是我们对这项权利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之起点，而这种具有正当性之基本权利的实现则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宪法实践的终点目标。宪法权利的发展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

国家权力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是紧密相关的。[12]这一权利及其实现均标志着国家权力扩大的不可逆转。

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宪法权利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共识。国家正是一个由自由的人们为享受权利和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联合体。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之产物，但经济发展的水平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的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有着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单一制体制。

二、社会保障权利是宪法权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是由各个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并予以保护的基本权利。其结果是一个无福利的尸位素餐国家。

其立宪背景与古典时期的立宪国家不尽相同，也因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与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有所区别。社会保障权是20世纪以来各国宪法中普遍具有的二项权利，而这一权利既体现了宪法有史以来的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价值，亦意味着其作为宪法规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

而日本有著名的福利六法即六部福利法。国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安全的保护是人的理性。